如果說瓷器與茶有著密切的關系，那么漆器與茶的緣份就顯得淺了。

茶乃南方之嘉木，漆亦為江南之特產。遠在東漢晚期瓷器發(fā)明之前，漆器已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成就。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朱漆木碗，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前，人們已掌握了髹漆工藝。而楚漢漆器的豐富多彩，更展示了當時制漆業(yè)的燦爛成就。

我國的茶文化，自漢代以后，開始慢慢興盛起來。從文獻記載看，漢時王褒《僮約》已有“烹茶盡具[酉甫]已蓋藏”及“武都買茶楊氏擔荷”語。晉代杜毓則撰有《[艸舛]賦》一篇。及唐宋圣茶仙們獨鐘瓷器，視漆器若無睹。出土文物也表明，嶄露頭角的東漢青瓷已能生產出多種類型的飲茶器皿。可以這樣說，漆器天然不是茗飲之具，而茗飲之具天然是瓷器。

這種漆、茶無緣的情況，與古人對漆器及飲茶有著客觀科學的認識有關。漆器雖然能髹飾雕琢出絢麗的畫面和玲瓏的圖案，但對人體具有刺激腐蝕作用，在一百度高溫下，這種情況尤為明顯。而飲茶講究的是原汁原味，清純自然。兩者如同水火。但也有例外。這里介紹的二件茶壺，均出自清代著名制漆匠師盧葵生之手，由此我們可以領略到作者高超的制作技藝和典雅的審美追求。不過這兩件茶壺是實用，還是僅供觀賞，就難以考證了。

盧葵生，名棟，生活在清代嘉慶、道光年間的揚州。當時的揚州經濟繁榮，百工云集，文化藝術盛極一時。盧家世業(yè)漆工，祖父映之，父慎之，均制漆名手。錢泳《履園叢話》，有云：“大而屏風、桌、椅、窗槅、書架，小則筆床、茶具、硯匣、書箱，五色陸離，難以形容，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。乾隆中有王國琛、家庭背景，給盧葵生以豐厚的滋養(yǎng)。顧千里在《漆沙硯記》中稱其“尤擅六法，優(yōu)入能品，交游多文學之士”。因此凡是他創(chuàng)作的漆器，無不有很高的藝術鑒賞價值。這二件收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漆茶壺，以錫為胎，巧妙地借鑒和模仿紫砂茶壺的造型和裝飾，漆茶合璧，成為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。

其一，角屑灰錫胎漆壺，通高12.5厘米。漆灰中摻有牙質或角質沙屑，從而使褐黑色的漆皮表面呈現(xiàn)出黃白色的碎點，燦若繁星。壺身正面刻四言銘文四名：“讀得意畫，賞及時花，竹爐細煮，聊試新茶”。背面刻“坡雪齋茗具”，及署款“小石銘，湘秋書，葵生刻”。

其二，梅花紋鋼胎漆壺，底徑14.2厘米。由于先在錫胎上敷黑色漆灰，然后再罩上若干道紫漆，故而刻器從形制到色澤，皆酷似紫砂茶壺，若非細察，幾難分辨。壺身一面刻劃梅花紋，因漆層豐厚，刀痕很深，頗具鈍拙老辣的趣味。另一面刻四言銘文：“竹葉淺斟，梅花細嚼，一夕清淡，幾回小坐”，落款“葵生”和鐫“棟”字小方印一枚。

盧葵生生活的時代正當制壺名家陳鳴遠之后，許多文人雅士都參與制壺，自篆自刻上詩書畫印，所謂“字隨壺傳”，“壺隨字貴”。而這種風氣也給盧葵生的創(chuàng)作以很大的影響。從這二件仿紫砂漆壺看，盧葵生對紫砂壺有很高的鑒賞水平。盡管借壺銘點明主題，是受陳鳴遠等的影響，然而在壺形設計和表質處理上，卻避免了陳氏的那過于精細，“不免纖巧”的弱點，而以大彬壺為旨歸，追求古樸稚拙、自然天成的藝術美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