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人歐陽修、梅堯臣等都寫過歌詠“紫甌”的詩詞，或認為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經(jīng)誕生，而且受到上層社會的歡迎。1976年 7月，在宜興丁蜀鎮(zhèn)的羊角山，發(fā)現(xiàn)古窯址的廢片堆積，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殘片，泥色紫紅，泥質(zhì)粗糙，手工技術不高，成品有明顯的火疵，復原所得大部份為壺。羊角山窯，據(jù)判斷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，盛于南宋，下限延至明代中期。這一發(fā)現(xiàn)，被認為印證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。

文獻中確切記載的紫砂歷史，是從明代正德年間供春學金沙寺僧制作茗壺開始的。供春所制，據(jù)第一部紫砂藝術的專著--周高起在天啟年間寫成的《陽羨茗壺系》中所說，當時已經(jīng)極難經(jīng)見?，F(xiàn)存?zhèn)魇赖墓┐簤?，見于著錄而且很著名的有兩件：一件是“樹癭壺”，傳說曾為吳大澄收藏，后為儲南強所得，把下刻“供春”兩字，裴石民配制壺蓋，黃賓虹為之定名，現(xiàn)存中國歷史博物館；另一件是原羅桂祥先生收藏，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館，壺底有“大明正德八年供春”兩行楷書銘款的“六瓣圓囊壺”。據(jù)顧景舟先生談，曾見過樹癭狀壺有十二件之多，不合文獻所載供春壺的特點，似難以定為真品
。不過，傳世供春壺作為明代中后期紫砂器的標志，時代賦予的地位還是不可忽視的。

考古發(fā)掘所見有明確紀年可考的紫砂實物，現(xiàn)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館的一件藏品。這是一件提梁壺，通高17．7厘米，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華門外馬家山的明司禮大監(jiān)吳經(jīng)墓，同出的有嘉靖十二年磚刻墓志。這件壺的質(zhì)地、制法，可與羊角山出土標木相比照，它的胎體近似缸胎而質(zhì)地較細，壺面黏附著“缸壇釉淚“，證明當時燒制紫砂還沒有另裝匣缽，是與一般缸器同窯燒成的。吳經(jīng)墓出土的這件壺，對于鑒定供春生活時代制作的紫砂器，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。

時鵬、董翰、趙梁、元暢是嘉靖、萬歷時期的著名陶工，號稱“四大家”。清乾隆年間吳騫所著《陽羨名陶錄》說：董翰始創(chuàng)菱花式壺，趙梁多制作提梁式壺。他們的作品都有傳世，當然不多，收藏家和鑒賞家很注意鑒別考證。

時鵬之子時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藝大師。他生活在萬歷年間，所用陶土雜有炮砂，制壺不務妍媚，樸雅堅致。最初仿供春作大壺，后識文學家、書畫家陳繼儒等人，接受品茶、試茶理論的啟發(fā)，一反舊制，專做小壺。這是紫砂壺藝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茶論里說：“壺供真茶，正在新泉活火，旋倫旋啜，以盡色聲香味之蘊，故壺宜小不宜大，宜淺不宜深，壺蓋宜盎不宜砥，湯力茗香，俾得團結(jié)氤氳。“與時大彬同時代或稍晚的李茂林、李仲芳、惠盂臣都迎合時代的風尚制作小壺。